前言

充满传奇色彩的共和主义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

加里波第和意大利南部解放

加里波第出生于尼斯，他和加富尔伯爵一样，母语是法语。领导力非凡、勇气十足的他在1833年加入了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运动，之后在南美流亡了12年。1848年，他在伦巴第对战奥地利人；1849年，在罗马对战法国人；1859年的战争让他有机会再次与奥地利作战。他对维罗纳自由镇的停战协定打断了他所认为的意大利统一战争一事十分气愤，组织了一支志愿军，希望能把奥地利人赶出威尼托，把法国人赶出罗马。

但因为准备不足，针对罗马的攻击彻底失败了。朱塞佩·加里波第。1860年4月，人民开始发动反抗波旁王朝君主国和西西里王国的弗朗切斯科二世的起义，以抗议磨坊税和高昂的面包价格。受到加富尔伯爵的暗中鼓励及马志尼的公开推动后，加里波第率领1000名“红衫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西西里的人民把他看作解放者来迎接。加里波第的追随者以少胜多，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在1860年5月27日占领了巴勒莫。

加里波第的军队主要由民族主义者和冒险家组成，这一胜利让这支纷乱的大军规模大增。加里波第随后宣布，他将代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夺取西西里岛的独裁政权。8月，加里波第的军队返回意大利半岛。在一场人民起义的协助下，红衫军在9月占领了意大利最大的城市那不勒斯。如今加里波第的胜利让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若加里波第向罗马进军，法国可能会宣战，因为他对教皇构成了威胁；倘若加里波第前去攻打威尼托行动起来，奥地利几乎肯定会再次开战，这次可能会得到普鲁士的支持。在加里波第的军队占领那不勒斯的同一天，加富尔伯爵将皮埃蒙特的军队派往教皇国，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联合加里波第，但这场远征的实际意图是阻止这个冒险家惊人的独立活动。皮埃蒙特和加里波第的联合军结束了教皇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家族的反抗。

意大利的统一

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教皇国10月的公投结果表明，占压倒性多数的民众支持加入扩张中的意大利国家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皮埃蒙特撒丁对这些国家的吞并激怒了拿破仑三世，因为加富尔伯爵曾答应他，会通过国际会议进行仲裁。现在只有仍在奥地利控制下的威尼托和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教皇不断缩水的王国还没有并入新意大利。

1860年11月，皮埃蒙特撒丁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与加里波第一同意气风发地进入那不勒斯，并于1861年3月接受了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头衔。在加里波第的一系列大胆征程让一切成为了现实之后，他在半流放的状态下引退。1861年6月6日，加富尔伯爵逝世，享年51岁，意大利痛失了他高效的决策能力和敏锐的政治头脑。曾有人认为，意大利失去了复兴运动的伟大英雄，或足智多谋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大概两者兼是。

接下来的两场斗争完成了意大利的政治统一。1866年，奥地利同普鲁士开战，争夺德意志国家的领导权。意军与普鲁士结盟后，进军奥地利治下的威尼托。当普军在7月打败奥军时，威尼托成为了意大利的一部分。法军于1870年普法战争之初退出罗马以后，意大利版图上的最后一块拼板也就位了。意军占领了罗马，并将其定为新意大利的首都。1871年5月13日，意大利议会通过了《教皇保障法》，将教皇的领地减少到梵蒂冈，仅仅比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周边的教会建筑大一点。

统一的局限性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意大利统一的局限性变得日益明显。尽管有大批公务人员和警力，但意大利国家似乎跟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如今被称作意大利人的人毫无关系。当时大部分人依旧忠于他们的家庭、城镇、地区和天主教会，以及当地有势力的领袖、家族或宗派。尽管整个半岛如今有统一的意大利书面语言，但是在1870年，近70%的人仍是文盲，1900年文盲占50%。

到了1860年，近98%的意大利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说方言，而不是意大利语。从北部派去西西里的教师被误当作英国人。一位法国作家说，1860年他在那不勒斯听到人们高喊“意大利万岁！”，然后他们纷纷询问“意大利”是什么意思。对意大利政府的抵制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南部，像那不勒斯的克莫拉和西西里的黑手党这样的犯罪团体都实行着类似的荣誉制度，它们是权力的真正基础。家族之间的世仇和争斗同以前一样延续，往往伴随着恐怖暴力。

“意大利”这个词被认为是北方的花招，目的是以税收的方式骗取钱财，或是把意大利南方人的儿子征入军队，或是削弱看似合法的地方权势和行事方式。对那些艰难维生的穷苦农民和工人来说，地方名人至少可以为穷人提供他们所认为的“公平”。此外，一直以来地方民众支援土匪，把他们看作对抗国家的同志，甚至如罗宾汉一样的人物。

19世纪70年代，政府试图肃清土匪，但做法只是实施了一场野蛮镇压，其中被杀的意大利人比在复兴运动中所有战死的人还要多，这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加富尔伯爵从没到过意大利佛罗伦萨以南的部分，他的自由贸易政策赶走了效率较低的小制造商，进一步使工业集中于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组成的三角区，因而加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意大利南部变得更加依赖发展不成熟的农业。

北方人则主导了意大利的政治，因为他们完成了意大利统一，同时南部人民视作殖民地的下等人。拥有投票权的南方人远远少于北方人。而主要前往美国和阿根廷的大量移民只能部分解决人口过剩和贫困问题。在此期间，教皇把他们自己比作不信神的国家里的罗马囚徒。教会拒绝接受1871年的《教皇保障法》，该法律保证了教会对梵蒂冈的所有权，以及在意大利境内委派神职的权力。

教皇不仅拒绝承认意大利的存在，而且阻止其信徒参与竞选选举性质的职位甚至进行投票。一些意大利天主教徒直接无视教皇的严厉警告，其他教徒则有组织地放弃了投票权。政府支付神职人员的薪水，但也将教会的财产充公，关闭男女修道院，规定神父也能参加征兵，禁止公开的宗教游行，并强制进行民事婚姻。教会高层和著名的世俗人士对意大利国家的态度在1878年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去世时的一份天主教报纸的头条中可见一斑：“国王死了，教皇健康。”

意大利的政治

意大利国王通过首相和议会进行统治。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很少。在1882年选民范围扩大以前，只有大概60万名男性（总人口的2.5%）有权选举众议院成员，扩大以后达到200万男性，大概是总人口的10%；到了1912年，拥有选举权的人数翻了一番。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政府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主要是由于腐败猖獗和联合政府的变换过快，后者即一种被批评者称为“转换”的过程：将政治敌人“转换”成盟友。

国王翁贝托一世（统治时期：1878—1900）一直袖手旁观，直到不得不介入干涉。他还懒惰无知，甚至不愿意在人前签自己的名字，但却认为自己凌驾于政治之上。傲慢的首相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1819—1901）同时与北方实业家和南方土地主建立了政治联盟；前者反对教权，支持高关税，后者则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克里斯皮利用军队对付罢工和游行的群众，利用警察威吓胆敢组织反对他的参选党派的对手。

1894年，他取消了将近100万人的投票权，并取缔意大利社会党。他的专横手段甚至激怒了国王。国王不悦地承认：“克里斯皮是头猪，但却是一头必要的猪。”1901年，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统治时期：1900—1946）签署了一条法令，使首相的职权凌驾于内阁之上。1903年，乔瓦尼·焦利蒂（1842—1928）刚就职首相，就为意大利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局。焦利蒂是名“转换”高手，他通过建立起许多有效的临时联盟，让政党的标签失去作用。

焦利蒂用协商、哄骗、许诺工作和优待、威胁和公然贿赂让许多众议院代表忠诚于他，足以保证他长期掌握这一职位。秉承着“不革命不保守”的信条，首相的这些协调依赖的是反教权的激进党的选票。这是一个以北方为基地的党派，它支持提高行政效率，赞同首相对社会主义的反对。但焦利蒂同样也倚靠南方的天主教温和派，因此反对为了可能会分割大片地产的农村贫民的利益进行任何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