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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古代中国的钱币,人们的第一印象,不是外圆内方,刻着某某通宝、某某元宝的小铜钱,就是从袖口里随手掏出来的一把碎银子,或者是八仙桌上堆成小山的金锭、银锭。在这里,我将要介绍的是这些金属货币的“先祖”,中国第一枚金属货币——商代的铜贝。
铜贝最早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比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小亚细亚的吕底亚钱币,还要早几个世纪。因此,商代铜贝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人类最早的金属铸币”。
铜贝,顾名思义,是仿照贝壳铸造而成的一种铜质货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它正面中间有一道贝齿。按其表面有无文字,可以分为有文铜贝和无文铜贝。
为什么中国人第一次铸造金属货币,要仿照贝壳的形状呢?这还要追溯到金属货币诞生之前。
在更早的时候,货币家族的成员都来自自然界,有贝壳、龟壳、兽皮等。其中,考古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壳,也就是海贝。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海贝。这些海贝色泽光洁,坚硬耐磨,体积不大,便于携带。海贝在当时的内陆地区十分珍稀,很难得,特别适合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当时的人就把海贝当成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来使用。
海贝是钱币家族中的长寿老人,在中国古代流通时间相当长。在汉字里,与钱币、价值有关的字,大多用“贝”作偏旁部首,比如信贷的“贷”字、发财的“财”字、贡献的“贡”字等。从这一点也能证明,贝壳在人们心中已经和钱币画等号了。
后来,人们制造货币都仿照贝壳的形状,有用石头制成的石贝,有用动物骨骼制成的骨贝,有用玉石制成的玉贝,等等。铜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金属货币,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贝壳的形貌。
比起石贝、骨贝等手工打磨的贝币,金属铸币要复杂得多。那么,铜贝是如何诞生的?它是如何成为钱币家族的新掌门的呢?这要从商朝的历史说起。
提到商朝,很多人会想到妲己、商纣王、武王伐纣等。商朝存在了5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占卜、巫术、甲骨文、青铜器等都是商朝独特的文化标志。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词——商人?“商人”和“商朝”里都有一个“商”字,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当然不是。
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商人叫王亥,他是夏朝时期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在商丘驯服了牛马,发展生产,还发明了牛车。有时候,王亥就驾着牛车、拉着货物跑到黄河北岸,和其他部落做生意,并由此发迹。这样,“商人”的称呼才和贸易联系到了一起。商品、商店、商业这些词也随之产生。
在王亥的带领下,商国人普遍善于经商。贸易的发达,让商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并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消灭了夏,以“商”为国号,建立了新的王朝。
商朝建立之后,人们在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五谷——稻、黍、稷、麦、菽,六畜——猪、牛、羊、马、鸡、狗,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和饲养。围绕着农业生产,天文历法进一步发展完善。农具也得到了“升级”,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一部分农民脱离了工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而手工业产品大部分都是用来交换的,这就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商朝的经济就这样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
据记载,在商朝,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快递的驲传制度。当时乘车传递的叫“驲”或“传”,乘马传递的叫“递”或“驿”。与现在的快递不同的是,那时候传递的主要是政令、军情。这种官办的邮驿制度经历了后世各个朝代的发展,到清朝中叶才逐渐衰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了。到了商朝后期,天然的海贝越来越不够用,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东西来代替海贝行使货币的职能。这种东西,必须既容易获得,又方便使用。之前的石贝、骨贝、玉贝等,由于制作过程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可以大规模量产的货币——铜贝,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这种货币如何生产?使用什么材料生产呢?
众所周知,中国的青铜文化源远流长。早在约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可以从矿石当中冶炼出铜,再加入锡或者铅制作青铜器皿了。到了商朝,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更是达到了顶峰。
商周时的青铜器数量与种类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青铜的制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车船制造、金属加工等制造技术和农业、军事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以及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的商代冶铜遗址表明,商代青铜铸造业已经较为成熟。其使用块范法浇铸制作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杰出作品,反映出当时铸造技术已相当发达,这为青铜贝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考古学家在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发现了四处铸造青铜的作坊,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达到了10000多平方米。
以青铜为核心的类工业化生产,使手工业品和有刚性需求的农产品的产量大增,更具规模的流通需求越来越强烈,用现在的理论去解释就是,实业的繁荣带动了贸易的发展。大规模、大跨度的贸易生发专门的职业群体,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类似金融的需求。于是,铜贝的出现就更加势不可当了。
此外,用青铜铸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前文提到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青铜器珍品,大家一定不陌生。实际上,商朝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很少用作农具,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拥有一件青铜器皿。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只有宗教、政治、军事这样的国家大事才配得上使用青铜。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和王权密切相连,当然配得上,也宜使用青铜铸造。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统治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国钱币的始祖是贝币,贝币方便了商品的交换与流通。但货贝的来源地遥远,其本身须经过贸易交换或贡赋等手段获得,致使出现了货贝供不应求的局面。商代晚期,日渐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为铜贝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于是,在经济发展的催化之下,在发达的青铜冶炼业的支持之下,在王权思想的控制之下,铜贝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铜贝行使着货币的职能,促进商业进一步发展,私有制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商王在政治上越来越集权,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有利于建立完善的职官制度、组织大型的社会生产、扩大与周边的交流等。但是,过犹不及,王权的一天天膨胀,默默地为商朝敲响了丧钟。
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商纣王帝辛,是人人皆知的昏君、暴君。商纣王继位后,到处搜刮美女,这些美女里最有名的就是妲己了。为了享受,商纣王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娱乐场、度假村,甚至搭建了当时全亚洲的最高建筑,超豪华的宫廷娱乐场——鹿台。据说,鹿台方圆三里,高达千尺。商纣王荒淫无度,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地加重赋税。大臣们心里不乐意,老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就这样,王权的强度超出了社会允许的范围。商纣王的暴虐与昏庸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商王朝走向了灭亡。
皇皇殷商,成也王权,败也王权,真是造化弄人。而在这背后,铜贝作为重要的巩固王权的货币工具,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铜贝早已被它优秀的子孙后代拍在了沙滩上,结束了它在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使命;殷商宏伟的建筑也早已被历史掀起的沙尘所掩埋;青铜业的辉煌盛景也已不再。但是,文明是一株不断攀升的常青藤,当我们站在更高的藤蔓处回望时,一切都会变得清晰起来。
从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到龟甲、海贝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显而易见,人类的经世智慧数千年前便已萌芽;从王亥赶着牛车渡河贸易,到商国积蓄力量消灭夏朝,商业的力量逐渐改变着世界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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