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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坛,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即汉末魏初时期的诗歌。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此时期作家众多,诗作丰富,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形成的主要原因:
建安时期,连年战乱,经济萧条,人口剧减,民生凋敝。汉代动乱的现实,一方面给士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了他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状况又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建安时期的文学形成了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在思想方面,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他们重感情欲望,重个性表现,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而转向非功力的抒情。建安诗人的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他们的诗作感情浓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表达了对人民困难的同情。在形式上建安诗歌已达到五言诗的成熟境地,追求辞采华美,但又不假雕饰,情之所至色彩缤纷。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首开风气的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曹操
曹操的诗歌创作成就:
(1)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曹操今传诗作皆为乐府诗,而且是“以乐府题叙汉末事”他多用乐府旧题,叙汉末实事,也有少数自拟新题之作,如《对酒》等。
自曹操首开乐府古题自作诗的风气之后,建安诗人遂风起仿效。而且启发了后人,如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等,都是沿用着曹操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方向发展起来的。
(2)曹操的诗有一种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本色质朴但抒情浓郁,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悲歌慷慨,气韵沉雄。
短歌行
代表作品是《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䜩,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后人评此诗云:“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
又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纯然描写自然景物的山水诗。
总之,曹操的诗大都写得高远阔大,语言质朴,气势雄伟,有君临天下之气度,与坚若磐石般的信心和意志,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奋进精神。
建安之杰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曹植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他的五言诗创作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其诗歌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博得极高的评价。
曹植
曹植诗歌的创作分期及其思想内容:
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为界,曹植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诗歌多抒发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如《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的爱国勇士的形象,颂扬了他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也寄托了诗人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诗歌字里行间迸发着慷慨激昂的炽烈情感,洋溢着高迈不凡的蓬勃朝气。曹植前期的作品,也常常弥漫着战乱环境所赋予的悲凉慷慨的情思和人生无常的叹息,如《送应氏》。即使他前期的宴游诗,也时带一种苍凉意味。曹植后期的作品则多是表现自己壮志难酬,备受压抑的郁愤心情,最典型的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充满了悲苦之辞、愤慨之音,笼罩着悲愤抑郁的气氛。《野田黄雀行》《吁嗟篇》都是这种沉重压抑下的慷慨悲歌。
曹植诗歌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其内容充实丰富,多慷慨悲愤之气,在艺术表现上又生动形象,辞藻华美,对仗工整,音韵流畅,形成了华丽绮焕且浑厚雄健的独特艺术风格,即所谓华丽壮大,达到了建安诗歌的最高峰。
(1)雄健豪放的诗风。曹植的胸襟气宇较为宽广,即使在后期受到猜忌压抑,他发自胸臆的也是一种英雄失路的慷慨悲凉之气,而非小儿女恩怨尔汝的细语呻吟。在艺术表现上,他多选择广大的意像、大幅度的动作和巨大的数目,如“修坂造云日”“长驱蹈匈奴”“万里犹比邻”“美酒斗十千”等,这使他的诗歌有一种豪放壮大之美。
(2)语言华美。这主要表现在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声色上。如“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钟虹。高波凌云霄,浮气象螭龙”,生动再现了大海的宏阔气象;“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描写了榴花似火、绿叶摇青的美景。这些均为声色鲜丽、美轮美奂的精彩之句。
(3)注重对称回环之美,注意语言锤炼。曹植诗作中不仅出现了律句,还出现了律联。曹植还善于起调,工于发端,他往往在全篇之首用一警策之语,振发全诗。
曹丕(187-226),字子恒,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感情敏锐而细腻,对人生苦短有特别强烈的凄怆感受,他的诗作中更倾向于对个体感情的体会与抒发。
曹丕
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他的《燕歌行》二首,不仅为乐府产生一新体制,且为中国诗学开一新纪元。至曹丕始形成纯粹的七言诗。但曹丕的七言诗还是逐句押韵的形式,韵脚尚嫌单调繁促,后经南朝鲍照改为隔句押韵后,为唐代歌行体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曹丕的诗歌语言绮丽工练,抒情深婉细腻,形成一种便娟婉约的纤丽清新风格,尤善写游子思妇的思乡怀远之情。
建安时代除三曹外,七子和女诗人蔡琰文学成就比其他人高。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是建安诗歌的代表诗人,七子的文学成就并不完全一致,每个人在不同文体方面的优长不尽相同,而且各有自己的特点。
孔融的成就主要在于散文,诗歌成就最高者为王粲、刘桢,王粲的赋也写得很好。徐干诗文兼善。陈琳、阮瑀在章表书记方面的成就比其诗歌创作要高。应玚现存诗作只有数首,难以对其成就做出确切的判断。
王粲是七子中诗、赋最佳者。王粲前期的诗作多是抒发志士怀才不遇之悲愤,反映战争离乱引起的凄怆之情,代表作是《七哀诗》三首。后期多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代表作为《从军诗》五首,王粲诗歌艺术特点在于抒情深切,慷慨悲凉,文辞秀美,局面阔大。
刘桢诗歌的代表作是《赠从弟》。
陈琳诗歌的代表作是《饮马长城窟行》。
阮瑀的咏史诗改变了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的面貌,开启了后世左思咏史的先声。其乐府诗《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受后母虐待,受汉乐府民歌《孤儿行》的影响。
七子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分期:
建安七子的年龄虽不一样,但其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都可以约略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期他们处在汉末动乱之中,目睹生民忧患,个人生活也颠沛不安,所以他们前期的作品往往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后期,七子先后归附曹操,除孔融后来被杀外,其他人都仕途顺利,生活平稳,是曹氏父子的近臣。所以七子后期的作品往往表达对曹氏政权的拥护,表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这些多通过游宴、赠答的形式表现出来。
蔡文姬
蔡琰(生卒年不详),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后汉书.列女传》称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代表作五言《悲愤诗》。
五言《悲愤诗》深刻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动乱,艺术地再现了诗人惨痛的人生经历。诗作开头写董卓之乱,诗人及难民被掳后的非人遭遇。之后主要写在匈奴时想念父母,被赎归时又不忍割舍孩子的肝肠寸断的巨大痛苦。
蔡琰的五言《悲愤诗》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主要表现在:
(1)它是一位女诗人在亲身经历基础上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其对感情的描写、对心理活动刻画的真实、细腻、复杂、微妙,在诗歌史上实属罕见。
(2)细节的描会、气氛的渲染,对烘托主题起到了良好作用。
(3)全诗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字字血泪,真实生动,深切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有史诗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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