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长沙历史真相诡谲异常的长沙“文夕大火”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

文夕大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因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见“韵目代日”），大火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又称火烧长沙事件。

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州（今岳阳），逼近长沙。国民政府惊慌失措，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也有消息说是三万多人，财产损失无数，舆论大哗。蒋介石为推卸罪责，平息民愤，一面拨款收容救济灾民，一面查处肇事者，20日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枪决。

那为什么叫“文夕大火”呢？

韵目代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电报纪日方法。清政府开通电报之初，因为发送电报非常昂贵，按字论价，“字字是金”，所以节约用字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为此发明了一种新的纪日办法，用地支代替月份，用韵目代替日期。这种方法在电报领域一直延用到新中国建国初期，前后使用了70多年。即使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送电报也仍然是以字论价，费用比较高。

这种韵目代日的方法，在其他领域也有使用，甚至有些人日记都是以韵目代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事件也是以此命名的，如：马日事变、灰日暴动、文夕大火、艳电、皓电等。

清朝状元、翰林院修撰、外交家洪钧以金代编修的《平水韵》的韵目代替日期。韵目是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概念，要学写诗词，首先要学韵书，知道怎么押韵才行。前面十五天用的是韵目上的平声字，后面十天是韵目中上声字的十个，再后是韵目去声字的五个；后来使用公历，又添上最后一个《韵目表》中没有的“世”，代表三十一日，这样用三十一个字分别代表一个月的三十一天。

具体用法是，用韵书中的106个韵目来代表每日。从《韵目表》中挑选出来代替日期的韵目，总共有三十个，分别代表每月的三十天。前面十五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

十六号到二十六号十天，用的是韵目上声的十个：十六铣、十七篠、十八巧、十九皓、二十哿、二十一马、二十二养、二十三梗、二十五有、二十七感。

最后五天，用的是是韵目表中去声的五个字：二十四敬、二十六宥、二十八勘、二十九艳、三十陷。使用前面方法，假如本月有三十一天，那就差一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从《韵目表》查不到的是「世」，正好凑足了三十一个字，分别表示一个大月三十一日。

下面举几个实际案例说明。

巧电，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展开一场军阀混战。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表示奉系军阀公开站队，拥护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这封通电就被称为“巧电”。因为那天电报韵目代码上的字，就是巧字。

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当天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马日事变，表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公开合流，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

灰日事变，1927年12月10日，在反动派警卫森严的省会长沙，中共长沙市委举行了一次以产业工人为主力的城市武装暴动。“灰”为这一天的电报韵目代码，故称“灰日暴动”或“灰日事变”。

艳电，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的通电。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行秘密离开重庆，转道昆明，次日飞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为诱降国民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

12月29日(艳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对近卫内阁声明表示积极响应，并建议国民政府以日本所提三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艳电的发表，表明他已公开叛国投敌。这一天电报韵目代码，就是一个艳字。

皓电，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的代电。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佳电，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和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齐电，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代电，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

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发电报时韵目代日的事例。

这种富有诗意的纪日方法在当时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那时的读书人一看就知道哪个字代表哪一天，但是到后来，白话文兴起以及大量应用，诗词失去实用功能，读书人对填词作诗逐渐失去了兴趣，也不明就里了，声韵也就不被人重视了。以至于过去一般读书人基本都会的事情，后来却变成了专业知识，一般人更是很难弄清楚了。

说起长沙文夕大火，从正史里几乎查不到任何有用的靠谱信息，这也不奇怪。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无论是对日寇占领整个东北，还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他们可以纵容日军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妄为，却容不得中国共产党、爱国的学生、进步人士奋起抗战。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时刻，仍然在集中全力对北上抗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围追堵截。

七七事变时，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十几万奉军“不要抵抗”退回关内。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占领华北。

1938年5月下旬至6月初，日军在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攻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在日寇进军沿线部署兵力，严防死守，而是在6月9日，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用这种办法阻止日军南下。花园口决堤尽管打破了日军的原定作战计划，为保卫武汉争取了一定时间，但其实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日军南下，倒是给河南、皖北、苏北40多个县造成了重大伤害，不仅淹没了大片土地，80多万人被直接淹死，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成百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后来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故此，长沙文夕大火，同样也是处处透着一股诡异气息。正史既然查不到任何有用信息，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寻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

在电视剧《战长沙》里，面对越来越近的日寇，长沙人民只能做逃亡准备。很多有钱人已经利用他们掌握的人脉资源，逃往大后方重庆，有的逃往西南各省云南、广西。总之，不管逃到哪里，只要远离长沙就行。有的人家为了减轻负担，急急忙忙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好人家，顺便逃离长沙。

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商人、有钱人带着他们的家人财产逃离长沙，各种运输工具早已是供不应求，这就给当地一些不法官员敛财提供了大量机会。

湖南省保安处行动大队大队长薛君山利用自己掌握的职业优势、人脉资源，每天都在发国难财。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看上了驻守在长沙外围驻军五十师的参谋顾清明，打算把小姨子胡湘湘许配给他，攀个高枝。不曾想，顾清明却是个很正派的军人，他只想守土保疆，无意娶亲。

因为需要外逃的人实在太多了，薛君山手里掌握的军车不够用，就把敛财的黑手伸到了火车站。他和火车站黄站长谎称他有一批私货要运出去，需要两节车皮。战乱时期，火车已经被军管，只能运送兵员、战争物资，黄站长不买薛君山的账。薛君山便透露出一个私密消息，说这车皮并非他要用，而是暗示黄站长，顾清明和他小姨子胡湘湘近日要成亲，这个车皮是顾清明要用。

顾清明在国军队伍里，算是一股清流。他尽管只是方先觉将军所属五十师的参谋，但他父亲是国民政府里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背景很深，可以直接接近蒋介石。顾清明本可以在大后方重庆坐在办公室里，清闲地喝茶、看报纸，但他非要上战场，保卫国家。为此，还和父亲闹了很多别扭。父亲既不想让他有危险，又要顾及他的愿望要求，就把他安插在驻扎长沙城内的五十师里担任参谋人员。这就是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就连师长方先觉都得处处保护他。

黄站长惹得起薛君山，却惹不起顾清明。只好答应给薛君山两个车皮。

一天，顾清明来车站办事，黄站长给顾清明准备了一份贺礼。顾清明不解，问黄站长是什么意思。黄站长无意间说漏了嘴，说那两节车皮他也挣了点小钱。顾清明一追问，才知道是薛君山假公济私，打着他的名义中饱私囊。薛君山被抓了起来。好在这件事保安处处长徐权也有份，徐权是顾清明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舅舅。因此，薛君山被关了两天就又放了出来。

前线的伤兵不停地往长沙送，当地医院和临时战地医院、救护所显然已经满足不了救治伤员需要，顾清明只好去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商量解决救治伤兵的事。正赶上省政府在开会，任何人不准进去。顾清明发现当地大员省长、市长、警备司令的汽车都停在院里，潜意识里觉得今天的会议议题肯定非常重大。他不死心，从一处矮墙处翻墙进了省政府。

到了会议现场附近走廊里，顾清明向保护会场的警卫人员谎称保安处徐权处长有一份重要文件需要他送过来。警卫告诉他，张主席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不准任何人打扰。顾清明只好在走廊里会议室门口坐等。

就在这时，他听到里面张治中大声说：“如果长沙守不住，就烧掉！这是委员长的焦土政策。是命令，必须执行！任何人不得违抗！”

顾清明被吓了一跳。紧接着，就见湖南省主席气汹汹地走出了会场。随后，别人也都走出来。顾清明拦住了保安处处长徐权。

徐权以为顾清明是来说薛君山的事，便说：“薛君山，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顾清明问：“是不是真的？”

“什么真的？”

“要烧长沙，是不是真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军从武汉撤退，好多物资都搬不走，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日本人？所以，长沙一旦失守------”

“长沙不会失守！这么多守城部队，怎么会守不住长沙呢？”

徐权说：“这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委员长前几天亲赴湖南，召开了军事会议，铁了心要实行焦土抗战。谁也劝不住。”

“长沙是千年古城，怎么能说烧就烧呢？”

“南京还是六朝古都呢，不也被屠了城？刚才会上也有人像你一样反对，张主席气得都摔了杯子。这个事啊，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那我去找张主席。”

“你现在去找他？他绝对得把你扣了，把你押回重庆。这件事你绝对不能说出去。这是绝密。”

当天，省保安处处长徐权把保安处所有人员都召集回来开会：我现在宣布，警备司令部拟定的焚城计划，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本次放火任务，由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省保安处供应引火材料，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政府主席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关于长沙文夕大火的信息，电视剧《战长沙》只透露了这么多，至于这究竟是谁最先放的第一把火，也是充满诡异。

一天夜里，双胞胎胡湘湘、胡湘江睡不着，跑到屋外，才发现天心阁起火了。因为姐夫薛君山说过，只要天心阁起火，那就是放火烧城的命令下达了。

长沙天心阁，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最初是观星相的灵台。当时星相家认为这里地势高峻，地脉隆起，上应天心，为文运昌隆之祥兆，于是在城墙上建“天心阁”以应之。

紧接着，火势越来越大，有一帮人带着引火材料挨门挨户敲门，让他们立即撤出院子，说他们要放火。幸亏薛君山的一个随从小弟赶到，阻止了这些人，薛君山的房子才没被放火烧掉。胡家人才有个容身之处。

长沙城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正是夜深人静之时。别说城里的老百姓浑然不知，就连省保安处行动大队队长薛君山这样的人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按照当初的说法，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才会放火焚城。不过，这时的日军还在距离长沙城二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这些人怎么就会放火烧城呢？

跟长沙保卫战有关系的，还有一部电视剧，那就是《长沙保卫战》。根据这部电视剧描述，尽管焚毁长沙城的命令属于绝密，但后来还是在长沙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很多长沙市民都听说了。这时候，潜伏进长沙市的日军间谍，最早开始放火的。

我们试想一下，战乱时期，人心惶惶，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发不良连锁反应。尽管按照当时湖南省政府部署，放火焚城必须是以湖南省政府主席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但是，战乱时刻，谁还会那么听话啊？大家人心惶惶，一见火起，肯定也就乱了阵脚，因为焚城是事先定好的，这是上面的命令。既然一切都是命令，也是事先说好的事，那就只能执行命令了。谁还会考虑什么时间、正式的命令有没有下达这些细微末节的事呢？

因此，就连保安处大队长薛君山这种官员也弄不清楚情况的时候，那大火就烧起来了。

事后查明，当时在长沙城外的野战医院突然失火，引发连锁反应。也有一种说法是，当天正是国父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好多人举着火把参加活动，不慎引起火灾，然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手下的士兵就以为是长沙城被日军攻破了，赶紧听从党国安排，在城里到处点火。据说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当时还在睡觉，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等他被叫醒的时候，火势已经没法控制了，全长沙城到处是火。

也就是说，火烧长沙城，这纯属就是个乌龙事件，和所谓的日本间谍放火毫不沾边。本来原定日军破城之时再放火，结果，日军还在距离长沙城二百多里地以外的新墙河，长沙城就被惊慌失措的警备司令部第二团给点着了。事件发生以后，国民政府由于种种压力，也是立刻下达了惩治措施。

据说，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把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警备司令酆悌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到了十二月，最高当局有些人或许感觉到，这样的蠢货留着究竟有什么用处？不如毙了，让他们永远消失，省的他们没事添乱，也给社会舆论和长沙市民一个交代。因此，突然决定枪决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要知道这三位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这里有个小插曲，导致原定纵火任务由警备一团和社训总队负责，纵火材料发放到连一级单位，务必在11月13日凌晨2点以前做好准备，并到达指定位置。

应该说整个纵火计划制定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当酆悌和许权带着纵火计划找到省保安处处长徐权时，徐权对计划进行了几处微调、修改，造成了后来的许多问题。

徐权把原定负责纵火任务的警备一团更改为警备二团；其次将纵火材料发放到了班一级单位。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改动原计划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有个致命问题，当时驻扎在城内的警备一团比较熟悉情况，而驻扎在长沙城外的警备二团，并不了解城内情况。把不了解情况的警备二团调入城区，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后来的混乱。

故此，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长沙大火，就会觉得处处透着诡异气氛。

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至于为什么日军明明距离长沙还有二百多里地，为什么会有这种提前过早的放火行动呢？张治中把这种行为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长沙文夕大火，致使长沙这座千年古城成为一片废墟，烧死三万多人。好在当时有点办法的人都已经逃离了长沙，假如这把火提前几天放，那烧死的就不是区区三万人，估计至少得在十万人以上了。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据说长沙原有居民十多万，因为周围许多城市已经沦陷，被日寇占领，不断有老百姓涌入长沙，后来长沙居民一下子猛增到三十多万人。好在好多人这时候已经逃离了长沙城。

不过，倒是有一个人幸运地躲过了这场浩劫，他就是原长沙警备司令唐生明。长沙警备司令本来是这位花花太岁唐生明，但是，常德警备司令酆悌看上了长沙警备司令这个位置，非要和唐生明换一下。至于酆悌为什么要和唐生明互换职位，这就无从知道了。

酆悌和唐生明互换警备司令这件事，据传是经过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事先同意了的。唐生明躲过一劫，而倒霉的酆悌事后被当成替罪羊执行枪决。与酆悌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湖南省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另一个是长沙市警察局局长文重孚。

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湖南保安处处长徐权，因当夜大火烧起来的时候，他知道事后一定会追究罪责，他逃逸而没有受到处罚，捡了一条命。

而徐权的手下薛君山，带着几个部下，在大火中抢救出很多人。休息时，被一堵垮塌的墙压了四天才被人挖了出来。一出来就被当局以放火嫌疑犯抓了起来，假如不是五十师参谋顾清明当夜巡逻时正好看到他救火后来给他作证，薛君山很有可能也被冤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