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忠不义不孝的汉奸——吴三桂的生平简介

要论明末清初时的汉奸，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吴三桂。处于巨浪翻滚的年代，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既曾是坚守边塞的孤胆英雄，亦是纵敌入侵的头号汉奸；既曾是平叛堪乱的马上将军，又是罪大恶极的两朝叛臣；既曾是受过儒学浸染的肱骨之臣，又是忘恩负义的投机分子；既曾是孝闻九边的孝悌之人，又是弃父择妓的风流竖子。荣与辱、赞与责、忠与奸、善与恶，皆系于一身。既是这样站于历史潮头、集矛盾于一身的人，后世对吴三桂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极具争议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谓盖棺却难论定。

吴三桂

但如果把关于吴三桂的无数历史片断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得出合乎情理的是非判断——吴三桂是最为不忠、不义、不孝的贰臣代表。说其最为不忠，因为他先当汉奸叛明，又当逆臣反清，为两朝所不容。说其最为不义，因为他既贪图富贵、助纣为虐，又崇奢纵欲、挥金似土，借战争达到个人野心，陷苍生于水火。说其最为不孝，因为其“冲冠一怒为红颜”，先当汉奸降清，直接导致父亲及家眷被农民军杀害，后复叛清，导致家族被灭族。他的一生中纵有一点闪光的片断，但总归是身败名裂的历史罪人。

吴三桂，字长伯（亦有史书载字长白、硕甫、雄爽、月先），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生于辽东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其父名吴襄，生母姓氏不详，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有一哥哥吴三凤，弟弟吴三辅，以及两个妹妹，子女中为人所知的主要是儿子吴应熊、吴应麟。其先祖本是徽州（今安徽徽州）人，后迁居至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后其祖父“流寓辽东”并定居下来。吴三桂本出身于平民之家，其父吴襄本以养马贩马为生，家中境况并不佳，其家族能够发达起来，缘于吴襄于天启二年（公元1621年）中武举进士，从此步入仕宦之途。随后，吴襄投效辽东望族祖氏门下，进而娶了祖大寿的妹妹，吴家与祖家得以联姻。祖氏世居辽东，皆以军功发家，祖大寿于泰昌无年（公元1620年）为官，先后任靖东营游击、广宁巡抚王化贞部中军游击、前锋总兵等职，后于松锦大战中降清当了汉奸。借助祖氏的帮助，吴襄、吴三凤、吴三桂父子三人在军中官运亨通，祖吴两家渐成为独霸关外的军阀集团，也是霸拥巨额财富的头号大地主。

祖大寿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吴三桂习文练武，出入军营耳濡目染，一口长柄大刀耍得虎虎生威，青年时就养成了勇敢、独立、“沈鸷多谋”的思想性格，在十六七岁时考中武举，正式开始了从军生涯，逐渐成为明末清初时期最令世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吴三桂出生时，明王朝正处于急速崩溃、大厦将倾之中，皇帝荒废朝政，朝廷宦官当道，文官党争不断，底层农民苦不堪言，内有农民起义烽烟不断，外有新建的满族政权虎视眈眈。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时代给了吴三桂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吴三桂少年时曾立下理想——“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这个上不了台面的理想随着他军职的提升而逐步实现。从军初期的吴三桂“勇冠三军”，《明档》中言其“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在军中可谓平步青云，20岁时任游击，23岁时任前锋右营参将，26岁时任前锋右营副将（相当于副总兵），27岁时已被擢为宁远团练总兵，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不得不承认，吴三桂的步步高升，除了因其背靠显赫的吴、祖两大家族外，也得益于其本人的才能，《清太宗实录》中赞其“聪俊绝人”，《明清史料》中称其是“智勇兼备之大将”。在不断升职过程中，吴三桂对明朝一度忠心不二，多次领兵对清作战，双方互有胜败，尤其是在松山东西石门之战中吴三桂率部勇猛异常，明兵统帅洪承畴向朝廷建言列其为首功之将。

洪承畴

但在随后爆发的对明朝有决定性影响的松山决战中，已手握重兵的吴三桂竟然当了逃兵，暴露了其个人至上、贪图富贵的面目。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明军正式誓师援锦（即被清军围困多时的锦州），三日后抵达松山城，所谓“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而清军亦倾巢而出，皇太极亲临前线，指挥清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掘壕三重，切断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并派兵围杏山，截守明军退路，将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吴三桂依蒙古降人之计成功率部突围至杏山城，突围时连印信都顾不上拿，被清军所得。皇太极随即派兵围困杏山，吴三桂眼见自己血战换来的兵马可能被全歼，遂领兵出城逃跑，杏山城落入清军之手，给困守松山城的洪承畴以致命打击。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明军兵败如“牌倒”，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辽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松山决战中，他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竟逃之夭夭。当然，包括吴三桂在内，八镇总兵中有六人临阵逃跑，两人（曹变蛟、王廷臣）死守被清军所杀，但足已说明吴三桂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他对大明的忠心也开始动摇。崇祯皇帝考虑当时正值用人之际，也畏于吴氏家族在关外的影响力，只给了吴三桂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而且随后不降反升，提升其为提督，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这时吴三桂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

洪承畴被俘

清军攻破锦州、松山后，兵锋直指吴三桂守卫的宁远。他们利用祖大寿与吴三桂两家的亲戚关系，开始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等明朝叛臣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但吴三桂皆以沉默应对，死守宁远一年有余。这一年时间面对清朝以及亲朋挚友不断送来的招降书信，吴三桂为什么没有投降？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载于《明清人物论集》），但也有学者如《吴三桂大传》的作者李治亭，认为吴三桂此时依然拥有忠君思想，他作为 “天朝”臣子，臣服于“夷人”，为士大夫所不齿。但需要指出的是，死守宁远的吴三桂面对清军的招降，内心的思想斗争肯定是激烈的，但对明朝的忠诚并非铁板一块，依旧处于动摇之中，这可以从他给其外祖父祖大寿的回信中略知一二，皇太极看完这封信后马上给吴三桂回信，信中写道：“将军之心，犹豫未决”，这说明吴三桂在生死存亡之际，给自己留下了降清的后路，这也可以看出吴三桂的狡黠。

皇太极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也是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正月初一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正月初八统率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军，农民军势如破竹，“近逼畿甸”，明朝已经到了“危机存亡之秋”。优柔寡断、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既想调吴三桂勤王，又想把放弃宁远的责任推给诸臣，皇帝与朝臣相互推诿，一再延误时机，直至三月六日才下令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而此时农民军已经抵达北京城周边，形势万分紧急。已被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接到勤王的命令后，来了一个“缓”字诀，并没有立即启程，“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耽搁数日后才率几十万军民动身，作为久经沙场的人，他不会不明白救兵如救火的道理，本可率精锐星夜兼程，却带着妇幼老少一起出发。宁远距离山海关不过二百里，骑兵一日夜即可到达，吴三桂竟用了五天时间才到达，此时的农民军已经过昌平，进入北京城郊外。面对如此急迫形势，吴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勤王，竟跟朝廷谈起了条件，“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如此故意拖延时间，而且向被围困的京城要兵马，足可见吴三桂的无耻，其所谓的“忠君”思想不过是忠已之利而已，坚守宁远城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罢了。

李自成攻陷北京

三月十九日，北京城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于煤山寿皇亭上吊自杀，享国276年的明王朝轰然倒塌，中原人民除了遭受农民军的抢掠外，还将面临满清铁骑的践踏。北京被攻破的第二天，吴三桂的辽东劲旅刚刚抵达丰润（今唐山丰润），勤王已经失去意义，吴三桂回师山海关。夹在清军和农民军之间的他，正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要么直接与农民军开战，凭他的四万兵马无异于以卵击石，此路不通。要么向李自成投降，他的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要么向清投降，降清的汉奸一拨又一拨，不差他一个。面对改朝换代的历史十字路口，他要静观其变，权衡利害，以待最佳时机。

是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指派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老师张若麒等人向吴三桂发出劝降信，派唐通携带金银和粮饷前往山海关赏赐辽兵，封吴三桂为侯。原本吴三桂对于投降李自成已经动心，所谓“忻然受命”，准备“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吴三桂一面准备投降亡明的李自成，一面又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节操真是掉了一地”。治丧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途中闻其父亲被拷追赃，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所掠，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这正应了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中间不得不说，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决策上的巨大失误，进北京后贪图享乐，大规模追赃派饷，“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很大程度上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使新生的农民政权不断陷于孤立。更要命的是，明知要劝降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却伤其家人，掠其家产，夺其爱妾，硬生生地把吴三桂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最后空留下千古遗恨。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剧照

面对西有农民军、北有清军的形势，腹背受敌的吴三桂决定乞请清兵，彻底走上了汉奸之路，他虽自言乞请清兵是为了报先皇被弑大仇，这不过是自我掩饰之词，他要报的是个人私仇罢了。虽然吴三桂写给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请兵信并非明说投降，而是代表明朝与清朝作交易，割地赔款，言“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吴三桂何等精明，他走的这步棋对他而言有三个妙处：一是依赖清兵报家仇，合剿李自成；二是不降清而是与清合作，无论是明政权重生，还是清政权入主中原，他都将是大功臣，留下极大回旋余地；三是给自己当汉奸披上了正大光明的外衣。

胸怀勃勃雄心的清朝政权，早就图谋中原，而今李自成的农民军间接地帮他们灭了明朝，中原地区一片内乱，一直想劝降的吴三桂又主动乞兵，他们怎么会浪费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在范文臣、洪承畴等归降汉臣的建言下，清政摄政王多尔衮果断作出决定，下达紧急动员令，倾国出动。多尔衮在得知详细战情后，并没有按照吴三桂乞兵书中所约的中协、西协路线，而是直接向山海关进军。吴三桂在给多尔衮的第二封乞兵信中，把自己的军事部署和盘托出，一场由农民军、吴军、清军三方参战、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即将在山海关的面前展开，而已被推翻的明王朝只能当背景了。

老谋深算的多尔衮岂会先于吴军与农民军作战？清军要当“鹬蚌相争”边上的“渔翁”。如无清军参战，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的农民军大概率能击败吴三桂，当时的战事一度向有利于农民军的方向倾斜。见清军迟迟不出手，难以支撑的吴三桂率百骑出城，亲自向多尔衮乞兵，所谓“情词恳切”，“声与泪俱下”。此时的吴三桂，依旧名为借兵，实为投降，仍然不忘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与多尔衮约定酬谢清朝的条件是“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意思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有人据此认为，此时的吴三桂依旧是忠于明朝的，并没有降清当汉奸，而是如“包胥复楚”一样曲线救国，但如果把吴三桂此前的种种表现结合起来不难判断，提出这样的条件不过是演戏罢了，忠君爱民的假戏要唱，个人利益也绝不能受到半点损害。事态的发展也证实，农民军被击败后，多尔衮命令吴三桂继续追击李自成残部，吴三桂乖乖听令，哪里敢半点提及请清兵时与清约定的条件？南明弘光政权在未知吴三桂已经降清的情况下，准备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但吴三桂接到册书后并不启封，直接原样交给多尔衮，此时的他早已把自己当成满清的走狗了，哪敢接受原主人的封赏？可悲的南明弘光政权不知道，他们心目中的救国英雄、想极力笼络的吴三桂，虽对南明使者曾发出“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的承诺，最终却成为南明的掘墓人。正如目睹和亲身经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其《甲申核真略》中痛斥三桂的变节行为，写道：“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而言？以忠孝来说，他“有何当焉！”而为博得新主人的信任，吴三桂与多尔衮歃血订盟，率先剃发以示归顺，他成为最后一个降清的明朝重要将领，也是清入关之际第一个降清的人。

多尔衮

随后的故事发展皆在意料之中。吴三桂主动打开山海关城门，迎接新主人的到来；在农民军与吴军战斗呈胶着之势、双方兵力折损大半之时，清军铁骑突然杀出，恰似“万马奔腾不可止”。惯于骑射的清兵，从马上发射出一批批箭矢，像飞蝗一样密集地射向农民军，刀枪并举，剑光闪烁，锐不可当，农民军阵势顿时崩溃，四处逃散。吴、清联军穷追猛打，农民军死伤累累。山海关之战，是一场拼实力、拼消耗的空前规模的血战，打得极为惨烈，据战场目击者佘一元说，石河西的红瓦店一带是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凡杀数万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而战争中最大的获胜方清朝，坐山观虎斗，眼睁睁地看着汉族人内部互相厮杀，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对此，民间有名著名的谚语曰：朱家面、李家磨，做好了馍馍，送给对过赵大哥（指爱新觉罗氏）。至今思来，仍旧让人扼腕叹息！如果明王朝的皇帝们能够争点气，明朝的政治能够清明些，如果李自成能够像朱元璋那样有点帝王之相，农民军的军纪严一点，如果吴三桂不当汉奸，不贪念美色，何至于把汉族政权拱手让给金国？何至于几千万汉族人死于清军铁骑之下？只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有不少人认为，“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不过是作者吴伟业为了讽刺吴三桂而作，不能过分夸大陈圆圆在吴三桂降清过程中的助推作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如果把吴三桂降清前后面临的选择作以分析不难发现，吴三桂因陈圆圆被农民军劫夺，直接导致其由降农民军变为降满军。前文提到，吴三桂在得知崇祯皇帝被逼自杀后，感到自身力量有限，已经接受劝降，并把山海关交给唐通守御，且得知父亲被农民军拷走也觉得正常，但在“卷甲入朝”途中得知陈圆圆被劫夺，内心却深受刺激，倍感耻辱，怒道：“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在这一瞬间，政治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骤然决定与农民军决裂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包括他父亲在内的近三十名家眷正在农民军控制之下，他不会不清楚一旦与农民军对抗，将把这些家人推入火坑之中，他更不会不了解向满清投降就等于做汉族的叛徒。但事实却是，吴三桂并没有在意这些后果，他在意的只是陈圆圆被劫。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如此看来，吴三桂最为不孝，虽曾勇闯阵中救父，但却“冲冠一怒为红颜”，宁置父亲及家人于危地，“不爱家人爱美人”，徒有孝名而无孝实。

已经降清的吴三桂被清朝册封为“平西王”，回镇锦州，获赏关外近一半土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地主，此后先后受命领兵镇压陕西、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反清武装，一路上烧杀抢掠，双手沾满了汉族人民的鲜血，并最终彻底斩断了明朝朱姓王朝的龙脉。顺治初年（公元1643年），民间反清武装不断涌现，众多降清明臣复反清，满清八旗兵善于在平原旷野作战，但在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江西、福建等省，山壑纵横，难以发挥长处，有限的兵力捉襟见肘。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初，奉行“以汉制汉”政策的清朝廷向吴三桂下达了携家西征的命令。吴三桂在汉中实行且战且守之计，迅速打开了局面，先后击败了阶州、榆林、延安、蒲县、清涧、宜君、保德等地的反清武装。在平定陕西、山西后，吴三桂又受令出征四川，彼时的四川主要南明永历政权把控。进川后，吴三桂因屡被南明南康王刘文秀率领的兵马所挫，在得胜后大肆报复，斩杀几万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据《江津县志》、《庭闻录》、《滟滪囊》等书籍载：吴军“残暴无纪律”，“骄恣部下，淫杀不法”，吴军所过，“官民庐舍、仓库、典籍荡然一空，靡有孑遗矣”，给沿线人民带去了无尽灾难。后偏居云南的永历小朝廷风雨飘摇，内部以孙可望为首的野心家争权夺利，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完全把“中兴大业”抛于脑后，被满清最终歼灭实属必然。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二月，吴三桂受令进军云贵，南明将士虽众，却很少抵抗，不是闻风而逃，就是稍战即溃或献城投降，维持了14年的南明永历政权垮台，永历帝逃亡缅甸。 可悲可恨的是，永历小朝廷被流亡缅甸，已是国耻，但奸臣如马吉翔之流身在异域，依然醉生梦死，党争伐异，燕雀自安，忠臣如李定国、龚彝之人少之又少，永历帝束手无策，可谓腐败到了极致，难怪有缅甸官员私下感叹：“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

驻守云南的吴三桂，集军民政财文大权于一身，为了麾下兵马不被朝廷裁减，索要更多钱粮，采纳汉奸洪承畴“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之计，持续兴兵追击南明残余军队，并图追杀永历帝，“以靖根株”，向清新皇帝康熙邀功，誓要把汉奸之路走到底。吴三桂亲率十大军压境缅甸，逼迫缅甸王交出永历帝及亲眷。永历帝囚禁在吴三桂军中，曾严厉斥责吴三桂“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吴三桂自知羞愧，“不觉膝屈而跪”，事后向清廷力主就地处决永历帝。不久，清廷批复“著将永历正法”。吴三桂与诸将商议如何处决永历帝，吴三桂很干脆地提议：“骈首”，意即斩首，足见其人之歹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满族将领爱星阿、卓罗都认为斩首不妥，爱星阿言：“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卓罗言：“一死而已，他也曾当过皇帝，应当全其首领，何必用斩”。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吴三桂于昆明亲自监刑，纛章京吴国贵命人用弓弦将永历帝及其儿子，以及皇室王维恭之子逐一勒死。临刑前，永历帝毫无惧色，表现出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其儿子、太子朱慈煊才12岁，大骂吴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你？我父子何负于你？乃至此耶！”事后，吴三桂命昆明县知县聂联甲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尸体烧化，然后尸灰四扬，彻底消尸灭迹，剩余部分就地埋葬。吴三桂绞杀永历父子，逼死其母后和中宫皇后，可谓斩草除根，为清朝除去了一大隐患，被晋封为亲王，成为清史上得此爵位的第一个汉人，也是仅有的两个汉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吴三桂发动叛乱时被册封为亲王的汉奸尚可喜），同时也使自己在后世更加臭名昭著。

至于吴三桂被册封亲王、镇守云南之后的事，根据其为人大抵是可以想象的。贪婪成生的他，手握重权占滇为王，集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之利等所有权益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特等权贵兼大军阀、大地主。云南全省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成了三桂及其将吏的奴役对象，生活苦不堪言，“荒残愈甚”“播虐万状，民不胜苦，废田园转沟壑者，已过半矣”，而吴三桂的王府却“库仓金银，币帛积之如山，厩圈骡马豚羊畜之如林”，形成鲜明对比。他崇奢纵欲，宠爱陈圆圆等美姬，到处选购秀女，后宫之选不下千人。而当康熙行撤藩之策时，吴三桂怎会容忍自身利益受损？不惜把叛明降清的套路再行一次，当年曾不顾父亲及家眷死活，如今又哪里顾得上身处京城的儿子吴应熊的死活？遂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次年为周元年，公开叛清，并假惺惺地率三军拜谒永历帝陵，誓师北伐，这样的反叛累及中国又蒙受了八年之久的战争灾难。这种反复无常、善当叛徒的人，当然不会有好下场，最终在与清军对抗途中暴亡，死后三年骸骨被分发各省，其孙吴世璠的首级被悬挂示众，作乱云贵十几年的吴氏家族被灭族。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是集封建官僚、地主、军阀恶行于一身的典型代表，是贪婪成性、权欲熏心、个人至上的野心家，是不忠、不义、不孝的“集大成者”。这样的人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应该被钉上？